百丈禅师

2018-09-13 04:47:40
百丈禅师


百丈怀海禅师俗姓王,福州长乐县人,原籍太原,远祖因西晋怀帝永嘉战乱,移居到福州,是马祖道一的法嗣。


大师早年在广东潮阳西山依慧照禅师落发,又到衡山依法朗受具足戒,后又往庐江(安徽庐江县)浮槎寺阅藏。因听说马祖道一在南康(江西赣县)弘法,于是就前往参学,是道一门下首座,侍奉道一有六年,得到印可。和百丈同时参学的还有智藏、普愿,他们各有所长,成为马祖门下鼎足而立的三大士。不久有檀越请怀海禅师住洪州新吴(今江西奉新县)大雄山,另创禅林。此地水清山灵,山岩兀立千尺许,号百丈岩。《景德传灯录·怀海禅师章》曰:“檀信请(怀海)于洪州新吴界住大雄山,以居住严峦峻极,故号之百丈。”不久四方禅客云集,以沩山灵佑 、黄檗希运为上首,由是百丈丛林门风大盛。怀海禅师于唐宪宗元和九年(814)入灭,世寿六十六。穆宗长庆元年(821)敕谥大智禅师。


百丈怀海的生卒年有两种说法,一是唐陈翊在《唐洪州百丈山故怀海禅师塔铭》中所说,生于天宝八年(公元 749年),卒于元和九年(公元 814年),寿六十六岁。传统上普遍接受的另一说法则是来自宋《高僧传》,他生于开元八年(公元 720年),卒于元和九年(公元 814年),寿九十五岁。因为陈翊为怀海同时代的人,因此应以陈翊说为正。


怀海的禅学思想深得祖师惠能和马祖道一的真传,十分强调佛法就在各人心中,不假旁求;学佛就是要消除自心所受妄想的系缚,明心见性,也就是证得佛法。有一天,他一上法堂便说:“灵光独耀,迥脱根尘。体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无染,本自圆成。但离妄缘,即如如佛。”有人问:“如何是大乘顿悟法要?”答道:“汝等先歇诸缘,休息万事。善与不善,世出世间,一切诸法,莫记忆,莫缘念,放舍身心,令其自在。心如木石,无所辨别。心无所行,心地若空,慧日自现,如云开日出相似。”这样的意思,他在与徒众言谈中曾反复说明。


从人的不受善恶、是非、欲念污染的本心就是佛性的思想出发,他认为读经看教的关键在于会心,若无会心,只是死记硬背,那么纵使把十二《韦陁典》读得滚瓜烂熟,也不算修行,反而成为谤佛。怀海教诲徒众的方法,即所谓作略,也与其师马祖相似,常常运用打、笑、大喝、举拂等形式,随机启发学徒开悟。他还特别喜欢在说法下堂时,大众已经出去,却呼唤大众,等大众回过头来,却问道:“是什么?”他借这种方法提醒学人反省,人称“百丈下堂句”。


怀海对禅宗发展的最重大贡献,是大胆进行了教规改革。当时,禅宗的发展遇到两大重要问题。第一是禅僧日益增多,却无独立的禅院,仍然与律寺杂居,于说法行道诸多不便。第二是唐中叶后封建政权对佛教的特权采取了许多限制措施,特别是两税法实行后取消了对寺院和僧尼个人田产免税的规定,加以伴随着士族的衰落,劳动生产者人身依附关系的削弱,寺院的土地和劳力来源都发生了困难,僧侣社会面临着如何适应社会历史变动生存下去的严峻形势。有许多佛教宗派,如法相宗、天台宗等,由于贵族色彩太浓,启己解决生活来源的能力太差,都不能适应形势的变化而迅速没落下去。


禅宗因为主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太依靠豪华奢侈的堂殿、经像、法物,加上自惠能以来,诸大师都不排斥生产劳动,甚至许多开山祖师都亲自参加了生产劳动,所以比其他各宗派较能适应新形势,故尔在诸宗衰歇时禅宗反而获得了大发展的机会。但禅宗僧徒的实际生活、生产状况与旧的教规、戒律发生了尖锐的冲突。旧教规和戒律极端轻视和排斥生产劳动,认为掘地、斩草、种树等活动都是“不净业”,僧徒若从事此类活动是违犯佛律的。这样,旧教规旧戒律就成为禅宗发展的重大障碍。


怀海对禅宗面临的形势具有清醒而深刻的认识。他决心实行教规改革,为禅宗的发展扫清障碍。他提出:“我们修行的是大乘法,岂能受属于小乘系统的戒律、教规所束缚?”有人建议说:“《瑜伽论》、《璎珞经》是大乘戒律,我们何不奉行这两部经典的规定?”怀海对于这种完全照搬印度教条的意见也不赞同,他说:“我们应该博采大小乘戒律规制的合理部分,根据需要,自己制定一套尽善尽美的新制度!”怀海这么说了,也这么做了,他根据实际情况制订出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新规制。首先是创意别立禅居,即创立独立的禅院、禅寺,不与律寺混杂。禅院(寺)中不立佛殿,唯树法堂,表示佛法不依赖言象,只靠师傅的启发和僧人自身的体认。这是将惠能“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主张制度化了。又调整丛林中师徒、同学间的关系,打破旧寺院中尊卑、贵贱分明的等级结构,令僧徒不论高下,尽入僧堂。堂中设长连床,施横架挂搭道具。僧徒睡觉的姿势规定为斜枕床唇,称为带刀睡,旨在保证僧徒的身心健康。又规定悟道最深、德高望重的禅僧为化主,称为长老;独住一室,称为方丈。长老说法,僧徒在法堂分列东、西两行立听,宾主问答,激扬宗要。僧徒排列的次序,唯由出家时间即僧龄而定,不问出家前的贫富贵贱。上述内容,属于生活和修行参学方面。


在生产方面,怀海倡导普请法,即自长老以下不分长幼普遍参加生产劳动,提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口号,并身体力行,“凡作务执劳,必先于众”。负责管理生产的僧人见怀海年迈带头参加劳动,于心不忍,暗暗把怀海的生产工具收藏起来。怀海到处找不到工具,就不吃饭,以贯彻“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原则。普请法的提出以及怀海模范实行这一制度,彻底否定了旧戒规轻视劳动、反对僧人劳动的内容,使僧徒劳动变成必要和光荣的事,从而开辟了一条农禅结合的道路,使禅宗迎来了更大的发展,也使我国各地禅僧分布的丘陵地和浅山区得到了很好的开发。


此外还有关于禅院事务的其他种种规定,怀海将它们编为一书,称为《百丈清规》,或称《禅门规式》。这一清规在百丈丛林推行开后,天下禅僧纷纷仿效,很快风行于全国。可惜《百丈清规》在宋代就已失传,当时禅林行用的是宗颐编的《禅苑清规》。元代朝廷令百丈山禅僧德辉重编清规,题名为《敕修百丈清规》,共8卷,但已非百丈清规的原来面目了。


怀海因时改制不仅为禅宗当时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同时也为禅宗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借鉴。出家人不仅要学会参禅悟道,同时还是在家人的楷模,学会在家人的本领,真正担当起社会文化领导人的角色,以实现教化众生,觉我觉他,究竟佛法。

正因为有百丈禅师对禅宗的这一巨大贡献,从而使禅僧直接从一般寺院分离出来,使禅宗最终成为一个独立的佛教宗派。这里真正使禅宗体制更趋中国化的,对禅宗自身发展起到重大推动作用的则是上面所说的普请法的确定。


普请法是对印度佛教戒律和僧侣日常生活的重大突破和改造,与中国古代封建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相适应。根据普请法,禅院上下凡能参加劳动的都得参加集体劳动,包括开山、垦荒、耕作、种菜、担水等,各尽所能,全面实行“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农禅生活方式。普请法的提出,以及怀海禅师模范实行这一制度,彻底否定了旧戒规轻视劳动,反对僧人劳动的内容,从而使僧徒劳动变成必要的和光荣的事。禅僧通过自力劳作,实现了经济上的自给自足,从而开辟了一条农禅结合的道路,使禅宗迎来更大发展。任继愈先生通过对禅宗的长期研究,指出了《百丈清规》在禅宗中国化方面的地位。他说:“禅宗僧徒,靠劳作过日,把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紧密地结合到僧众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来。这一变革与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得到进一步协调,从而获得生命力。”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百丈清规》中规定的禅居是建立在无私有财产、共同劳动、平均消费的基础上,具有社会主义精神。

综上所述,百丈怀海禅师通过禅门清规,从组织体制、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保证了洪州禅的发展和繁荣。如果说道一从思想方面开辟了禅学新时代,那么怀海禅师则从实行方面保证了禅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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